这就是一个俗世的城市创立的时刻，它强大且与神圣的城市截然不同。构建地点的时间性迁移和新主体的能量通过民众反抗帝国的行为已然确立了它的霸权。帝国的腐败已被主体的生产率、合作和民众对生产率的设计所埋葬。我们仍在等待的惟一事件便是一个强大的组织的构建，或者不如说叛乱。遗传的链条在本体论中形成和建立起来，支架由新的合作生产率不断地建造和更新，于是我们仅仅等候着占有力的政治发展的成熟。对这一事件，我们没有先例可以提供。只有经过实践的试验的民众将提出范例，并决定可能性何时和怎样变为现实。
斗士
在后现代时代，随着人民角色的消解，斗士成为表现民众生活的最佳角色：生态政治和反抗帝国的代表。当我们说到斗士时，我们没有在想任何类似第三世界的悲伤和苦行者的代表，他的精神深深地渗透着苏维埃国家的理性，如同教皇的意志印在耶稣社会的骑士心中一样。我们并没有想到像那样的情况，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在义务和纪律基础上行动却假装他或她的行动源自一个理想的计划。相反，我们指的是某些方面更像共产主义者和20世纪革命的解放的斗士们，即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被迫害和流放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和欧洲抵抗运动的共和主义者，以及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自由战士。这种革命角色的一个模范典型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激进的鼓动者。该组织成员通过不断地鼓动从下层工人中构建起联盟，同时在工人中进行的组织活动引发了乌托邦思想和革命知识。斗士是19到20世纪劳动解放的“长征”的基本参与者，这种“长征”是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巨人的集体运动的创造性特点。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斗士的活动首先体现为工厂和社会中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践。它也以通过并超越反抗的方式体现在一种反作用力的集体构建和操作中，这种反作用力能够破坏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用一种交替的统治方式来反对它。在与布尔乔亚的愤世嫉俗、金钱上的异化、对生命所有权的剥夺、劳动的剥削和情感的殖民化等等的对抗中，斗争组织起斗争。反叛是斗士的光荣标志。这种斗士反复地在悲壮的共产主义斗争史中献身。时而但非经常地，权利国家的正常结构对于被召来破坏反作用力的压制性任务是足够的。然而，当它们不充足时，国家恐怖的法西斯分子和白衣卫士，或者可以说是为“民主”资本主义服务的黑社会集团，都应邀来帮助强化合法的压制结构。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