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确认这一命题时，我们在顶着我们的朋友们和左派战线上的同志们，逆流而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左派危机中，批判思想中的大部分一直在致力于在社会主体认同，或民族、地域集团的基础上重建起抵抗阵地，这种思想常常将政治分析建立在“斗争的地方化”之上。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在那些“依附性”国家中情形也大致如此。有时，此类论点被建立在“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运动或政治中，地方(既可以是地域概念上的，也可以是认同观念上的)的边界被用来抵御全球网络那无差别、同质性的空间。①还有一些时候，政治论点从有着悠久历史的左派民族运动中汲取养分，将国家视为抵御外国和/或全球资本的支配的首要机制。②今天，位于各式各样的“地方”左派政治策略核心的推理方法似乎完全是逆向性的：如果资本主义支配正越来越全球化，那我们要抵抗它，就必须保卫地方，建立起各种壁垒，以阻遏越来越快的资本流动。从这种观点出发，资本现实的全球化和帝国的构建只能被视为失败的标志。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今天这种地方主义立场已变得虚假，有危害性，尽管我们钦佩和仰慕它的一些倡导者的精神。之所以它是虚假的，首先是因为问题的提出方式很糟糕。在许多描述中，问题的存在依赖于一种虚假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将事物截然分为全球和地方，并认定全球就包含着同质化和无差别同一性，而地方则在保存异质性和差别。这种论点所隐含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地方所具有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然的，或者说至少产生这些差别的根源毋庸置疑。早在现今的状况出现之前，地方差别业已存在，必须保卫这些差别，抵御全球化的入侵。既有了这样一些看法，许多地方的保卫者们采用了传统的生态学术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还有观点将“地方”政治方案同保护自然与生物多样性视为一体。这种观点很容易蜕化成一种原始主义，后者强调固定社会关系与社会认同，并把它们浪漫化。与之相反，真正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地方性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社会机器如何生产、再生产出认同感和差别，使它们被理解为地方。①地方性中所具有的差别既非早已存在，亦非自然天成，而是生产的统治的结果。同样，全球性也不应被理解为文化、政治或经济的同质化。同地方性一样，全球性应被理解为生产认同和差别的政体，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同质化和异质化的政体。因此，要建造起一个更好的框架以指明全球与地方的区别，我们应当指向不同的流动和阻碍网络，在其中，地方的重要或思路会优先考虑再次领土划界的各种壁垒和边界，而全球的重要则将优先权赋予领土去界的流动性。不管怎么说，宣称我们可以(重新)建立某种有点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认同并保护它免受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帝国的入侵，这种说法都是虚假的。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得承认，这一段阐述偏于简单化，许多研究就地域问题提出了更为精密的阐述。可是，我们觉得，那些政治分析最后又都回到“捍卫”或“维系”有限地方认同或地域的观点上。DoreenMassey 在他的专著Space, Place and Gender(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中明确提出一种地域的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地域不再被视为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接受着地域以外的流动的渗透。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地域的概念没有了边界，那也就完全掏空了这个概念的内容。读者可参见Dirlik未发表的文章“Place-basedImagination: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②在第五章，我们将回到民族这个概念上来，对它做更深入的探究。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