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秩序，需要实实在在地进行意识形态和物质解构，而我们的批判方法正是要正视这种需要。在后现代世界中，帝国通过多种多样的自我认证式话语和结构构造出它的主导景象。在很久以前，从列宁到霍克海姆到阿多诺到德波尔这样的许多作者已认识到，这样一种景象也就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上述那些作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的确为我们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②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解构不能仅限在文本层面上进行，更要不断努力，寻得方法，把解构的威力集中施加到事件的本质上，施加到决定了今日之帝国运动过程的决定因素之上。我们展开批判的途径就是暴露出上述过程中的矛盾、循环和危机。每当我们这样做时，那些原先被臆想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的东西就会出现裂缝，从而令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换句话说，通过解构客观历史，解构全球化资本主义幽灵的统治，我们可以揭示出异端社会组织的可能。或许，在批判性、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方法建构方面，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但这业已是一个巨大贡献。③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第一条途径—方法论途径—要将接力棒传给我们的第二条途径—一条建构性的伦理一政治途径。这时，我们必须深入种种具体异端形式的本体基础中，也就是要深入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发生作用的主体力量之中。在这里将出现的不是一种新的理性，而是由不同的理性共同上演的一幕戏剧，一片由形态各异的活动、反抗、意志、欲望构成的新天地，它们都拒绝接受霸权秩序，提出各种摆脱霸权的策略，制定各条通向异端的路线。这种基础公开接受批判，并由伦理一政治途径加以修正，代表着哲学的真正本体对象，或者说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从方法论上讲，这一途径同过去的一切历史哲学宣告决裂，因为它拒绝接受有关历史发展的一切决定论概念，拒绝对结果的一切“理性化”颂扬。与之相反，它展现出历史事件的潜势形态。“这并非合二为一，而是一分为二。”中国的革命者曾列出这样一条精美的反儒家(反柏拉图)公式。①哲学并不是只会等到历史实现之后才去欢庆美满结局；哲学是主体的提议、欲望和实践，而这些统统都会应验于事件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批判与建构之间的方法论联系要牢牢地建立在拥有共同的主体的基础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自已的历史著述中已做了充分表达。在20世纪，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著述者有对此加以发挥，如E.P.Thompson，意大利的工人作家，以及南亚的一些非主流历史学家。
②读者可参阅 Guy Debord 的专著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 Zone Books,1994)。虽然该书中的言语有些疯狂而错乱，它或许是当代资本大胜利意识最好的表达。
③要找到一个好的例证以显示解构主义方法的优点和局限，读者可以参阅Gayatri Spivak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她为她和 Ranajit Guha 合编的论文集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所写的导言。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