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表征并不表明新一轮国际斗争已出现。相反，它们表明了已出现一种具有新品质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尽管上述各次斗争间有着千差万别，我们仍应洞察到它们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础特征。首先，尽管上述各次斗争扎根于本地的状况，但它们都能直接上升到全球层面，并对帝国体制进行具有普遍性的攻击。其次，各次斗争都摧毁了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间的传统分界。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此它们是生态政治斗争，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它们是生成性斗争，它们正在创造新的公众空间和新的社会形态。
我们应该能认识到这一切，但这也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就在我们努力发现上述事件的新颖意义时，我们仍在感到它们已经陈旧和过时了，它们只会制造混乱，这种感觉萦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所有那些斗争，尽管它们引出了新的因素，但从一开始看上去就已陈旧过时了，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无法彼此交流沟通，它们的语言无法被转变到他处。一方面，斗争本身无法与人沟通；可另一方面，它们却遭到媒体的超级曝光。它们出现在电视上，因特网上及其他一切人们能想得到的媒体上。
毫无疑问，我们能察觉到存在着真实的障碍，阻绝了交流沟通的发生。障碍之一是人们找不到一个可为一切斗争的矛头之所向的共同敌手。洛杉矶、纳布卢斯、恰帕斯、巴黎、汉城，各地的境况似乎都具有极端特殊性，尽管实际上它们都直接攻击帝国的全球秩序，寻求另类以取而代之。明确共同敌手的本质因此就成了一项基础性政治任务。第二个障碍(这实际上是由第一个障碍导出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将各次具体斗争所使用的特殊语言转变为一种国际性语言。不要说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斗争，就连我们自己这儿的斗争所使用的语言也似乎是一门不可理解的外语。这指向另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建构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以加速交流沟通，就如同在上一个时代人们建构起一种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语言一样。或许，这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沟通，它发生作用的基础应是差异，而非类同。它是一种建立在个性之上的沟通。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主要参见Future antérieur,No.33/34中文章“Tous ensemble!Réflections surles luttes denovembre-décembre”(1996)。读者也可参阅 Raghu Krishnan的文章“December 1995:TheFirst Revolt against Globalization", 刊载于 Monthly Review,48,No. 1(M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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