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你可以先肯定它绝无谬误，然后再由它推演出主权；你也可以先施加主权，然后再由此得出它绝无谬误。可无论怎样，你总要确认一种绝对权力，并把它奉为神明。同样，无论你施加主权的手段是通过政府的镇压或哲学家的说理，也无论你把主权归于君王或归于人民，结果总是一样。
——弗朗索瓦·基佐
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描绘了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书中有一位启蒙贵族莱斯多夫伯爵。此君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总算搞清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可在一个核心悖论上，他卡了壳。“有件事我感到难以理解，”他说，“那就是：人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政府也强力迫使人们这样做，这些早已不新鲜了。可既然如此，这怎么又会突然变成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呢？”①在这位生活在穆齐尔的世界中的慈善家看来，在现代性的中心有一大矛盾。矛盾的一方是各种内在力量一欲望、联想、对社团的热爱；矛盾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庞大、无处不在的政府，它采用各种强力手段，以施加、确保社会领域的秩序。要解决此矛盾双方之间的张力，或至少进行调和，就必须借助国家主权之力。可尽管如此，这个矛盾还是不断浮现出来，表现为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屈服；要么是欲望的解放，要么是它的屈服。莱斯多夫伯爵条理分明地确认出贯穿于欧洲现代性的始终、居于现代主权概念核心之中的矛盾。
① 参见 Robert Musil 的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New York: Knopf,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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