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广泛含义上对待“理解”，我要说人类智力对某些事物所能达到的理解是如此完善，具有如此之高的确定性，以至于它几乎可以同自然自身的理解相等同。这些事物中一项是纯数学，其中包括几何和算术。关于它们，自然之所知无限大于人类之所知，因为自然理解它们的一切。然而，就人类智力已知的知识而言，我确信它们在客观性和确定性上并不输于自然之所知。②
在从13世纪绵延到16世纪的一系列哲学发展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是：过去为天堂所垄断的创造力量现在被带回到尘世间来，对内在性层面的丰富内涵的发现由此开始。
同哲学和科学一样，政治学也在这现代性的早期从中世纪超验论那里收回了失地。在三到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史以排山倒海之势完成了以普遍人性和群体行动重新奠定权威之基础的进程，其间有可怕的悲剧，也有英雄式的征服。举例而言，奥卡姆的威廉宣称：“教会就是虔诚者的群体”③—他的意思是说教会不应凌驾于基督徒群体之上，或超脱其之外，而应内在于群体之中。帕多瓦的马西里奥斯(Marsilius of Pad-ua)也就共和国下了相同的定义：共和国及其法律的权威并非来自什么高高在上的原则，而是来自于它的公民的集体。④一种新的权力理解，连同一种新的解放观念被驱动起来；从但丁和中世纪末期为“可能的智力”所作的辩护，到托马斯·莫尔盛赞自然生命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可解释的力量”，并把劳动确立为政治安排的基础；从新教民主到斯宾诺莎的民主绝对性概念。当我们进入到斯宾诺莎的时代时，内在性的视界和民主的视界已完全重叠到一起。一方面，个体的力量在内在性层面得到实现；同时，这一层面也从历史上、技术上和政治上决定了新人类的真理。正因如此，因为不可能有外部媒介的存在，个体也同时被展现为集体。①
第四章 两个欧洲，两种现代性
①参阅 Fancis Bacon 的 Works, James Spalding, Robert Ellis 和 Donald Heath 编(London:Longman and Co., 1857)。
②参阅 Galileo Galilei 的 Opere(Florence:G. Berbèra Editore,1965)。
③参阅William of Ockham 的专著A Short Discourse on the Tyrannical Government, trans.John Kilcull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参阅 Marsilius of Padua 的专著 Defensor Pac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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