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式的、父权一君权式的模式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地域性父权一君权政体的神学基础为新的基础所取代，不过后者在本质上仍是超验的。①民族的精神认同不再是君主的神圣之体，领土和民众取而代之，成为理想的抽象。更确切地说，有形的领土和民众成为民族的超验本质的延伸。这样，现代国家概念继承了君主制国家的父权一君权之体，只是把它套入新的外套之中。构筑起这一新的权力总体性的有两方面势力：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绝对主义行政网络。国家认同使二者关系中的紧张得到缓和、稳定：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合的认同感，其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
很显然，尽管这一过程保住了主权关系的本质，但其中许多成分已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父权一君权统一体转变成为民族统一体，封建臣民式的封建秩序也让位于公民秩序。人民的作用在从被动转向主动，而他们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正是读取他们作用转变的指数。民族总是被表现为主动力量，是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生成形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民族常常被体验为(或至少，它的功用使人感到它仿佛是)一种集体性想象，是全体公民主动创造的产物。②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父权一君权制国家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具体区别。后者无论在领土上还是在民众上都忠实再现了前者的总体性同一感，但民族和民族国家提出全新的方案，以解决现代主权的不稳定。这些概念以最严格的方式使主权物化；它们把主权关系变为一件可触及之物，从而涤净任何社会对抗的残余。民族成了一条意识形态捷径，由此可把主权和现代性概念从对抗和危机中解脱出来。民族主权悬置起了现代性的冲突根源(尽管这些根源并未被消除)，同时也关闭了现代性之内的一切另类路径，终止了一切拒绝把权力呈献给国家权威的努力。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Pierangelo Schiera 的专著Dall'arte de governo alle scienze dello stato(Milan,1968)。 ②参阅Benedict Anderson 的专著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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