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迈思1943年离开了劳工部并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首任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是跟踪劳动关系并为费用率听证会提供参考建议。他也参与了广播频率分配的最忙的工作阶段，因为此时委员会应广大业界要求颁发无线电波的执照的要求，分配新的调频(FM)频率，这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电视频道分配。斯迈思后来的工作无法磨灭地打上了这样的经验教训的烙印，即动员商业利益去捍卫对广播和电视的私人控制。①
斯迈思1948年离开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在那里施拉姆(WilburSchramm)已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该所开办了传播研究第一个博士项目并成为好几个后来在该领域留下痕迹的研究者的交汇地，包括几个从事批评的媒介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如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以及后来的格伯纳(GeorgeGerbner)，短期访问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赫伯特·席勒。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气氛中，并且传播研究对日益强大的大众传媒至为敏感，于是，斯迈思小心翼翼地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的课程，之后才发展出一门主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个阶段他也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支持公共广播的建立的研究，出版了第一部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957)，开始了作为商品的受众的理论研究。②
当美国的政治变得使人压抑时，斯迈思决定返回他的本土一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在那里的女王大学他建立了传播研究的项目。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已经认识了赫伯特·席勒，因此，在他离开后，赫伯特·席勒从经济所进入传播研究所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斯迈思在女王大学用了十年的时间和莱温特(WilliamLivant)进一步发展受众是大众媒介的第一商品的观念。1974年，斯迈思离职，加盟英属哥伦比亚的西门菲沙(SimonFraser)大学，在那里，他和制度政治经济学家梅洛迪(William Melody)共事，将主要精力投入电讯政策(主要是以反对AT&T公司的反托拉斯法案为主)、受众商品论文以及撰写他主要的学术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Road)，这本书辩证地分析了与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媒介的支配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时期，他到处旅游，研究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toreAllende)的普遍联盟(PopularUnity)政府的改革，研究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的传播实践与政策。在伊利诺伊，他的主要学生古拜克后来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领军人物。在西门菲沙大学(SimonFraser)，他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影响了许多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家，除了梅洛迪，还有巴贝(Robert Babe)、彭达库、莱斯(William Leiss)、贾力(Sut Jhally)、曼塞尔(RobinMansell)和萨马拉吉瓦(RohanSamarajiwa)。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在鼓吹市场的委员的影响下，联邦电讯委员会投票通过保护最大的商业调幅(AM)广播行业的利益(它们“清晰的频道”的发射台在夜间覆盖半个美国)，来对抗调频和公共广播事业的倡议者的挑战。委员会也指定第一个电视频道分配给商业利益，而大多数商业公司同时也是广播工业的执牛耳者(Mosco，1979)。
② 斯迈思第一次正式表述受众商品论是在1951年，是他在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消费者联盟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