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资本具有权力，但资本稳固的每一个时刻都打上矛盾的烙印。因此，虽然政治经济学者承认资本具有把社会(包括传播)实践吸纳进交换价值的逻辑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拒斥一致论(correspondencetheories)，一致论毫不含糊地把资本的逻辑与文化生产的逻辑联合在一起。加纳姆指出了把这种逻辑的强制性看作是非矛盾的趋势并总结说：
学者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固然资本控制文化生产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商品必然会在其明显的内容中或者在其挪用的模式中，支持支配性的意识形态。(1979：136)
按照加纳姆的说法，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具有“深刻的颠覆性”，也必然被看作是在明白无误的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的产物，也是在这些结构之间和之内的阶级抗争的产物。例如，用艺术或工匠的手法来制作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也可以适合于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还控制着大众再生产和分配；而艺术工匠的生产为资本提供多元性并吸收了资本的大部分风险。尽管如此，这种形式的生产也已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的场所，是捍卫为了使用的用户化的、工艺化的生产而反对单纯为了利润的大众生产。
马特拉通过把矛盾和冲突置于全球语境中而扩展了他的研究。其早期研究对于大量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传播学者普遍采纳的观点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他对文化帝国主义提出高度精细的视角，除了理解传播权力的模式，这些视角还考虑“第二帝国主义”的复杂形式比如在墨西哥、印度、埃及以及意大利的发展；也考虑这些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多样社会实践比如，体育、旅游等；还探索使生产和接收的矛盾和冲突过程概念化的多种形式，包括大众、流行与民族文化。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尽管默多克和戈尔丁赞同阿多诺关于资本主义对音乐工业的影响的观点，但他们(1979：18)指出他忽视了“那些实际生产‘文化工业’售卖的产品的人的具体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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