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即将在北美和欧洲发展为一种集体的事业。这一章结束于确认这个基础的另一个支柱，即政治经济学视角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发展。
第三节 走向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之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打下了基础，包括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Graham，2000)、新西兰(Hope，2006)以及日本(Morris-Suzuki，1988，2005)。一些研究在随后的章节中将被提及，但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发展中国家的诞生。
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奋斗的呼唤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得到发展，这是从亚非拉国家不结盟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国家宣称忠于国家自决，给予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目标和一种新的动态的研究议程。在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中，传播扮演了何种角色？传播和文化如何复兴了对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的支配权？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矫正国际传播的不平等？
发展中世界的研究与发达世界的同行是分离的，因为它主要是从一系列的社会抗争中淬炼出来的，而这些斗争为不同地区的多种形式所界定，可以被不同地确定为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或者社会主义斗争。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的运动有助于创造一种知识和研究的议题。实际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作为领导人物的人士，如毛泽东、胡志明、卡布拉尔①和格瓦拉，其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这个阶段的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也因为他们明确地承认控制传播手段的重要性而著名，包括控制广播和其他电子手段去为革命提供支持。诸如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65)和巴西的弗莱雷(Paulo Freire，1974)这样遍布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领袖们，就大众媒介和文艺作为革命行动的工具而著书立说。尽管马克思思想和其他批判思想的早期变种对传播、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颇为关注，但他们的著作一开始就与经济倾向相分离。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① 这些观念出现于1979年文集中，并在1983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扩展。正如马特拉指出的(1979：56)，他的妻子米切尔·马特拉(MichèleMattelart，1977)对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区分提出了更为清楚的界定，后者不是大众文化的正式替代，而是“一种质上具有差异的实践，此中包含人们的经验，从追求解放的谋划中，人们成为文化体验的积极主体”。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