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脱胎于美国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其西方盟友在二战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西方面临遍及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剧变，只有美国处于掌管这些发展并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带入正在变化的战后的资本主义分层等级中的有利地位。诸多现代化理论是古典社会学模式的副产品，尤其清楚的是来自腾尼斯(Tönnies)的著作，这使传统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乡村区别于都市，礼俗社会区别于礼法社会(Mattelart andMattelart，1992：171-172)。这种观念的问题是，它暗示了现代化的支持者都是单纯的社会学家，这些社会学家试图运用简化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学来做研究，这些学者如勒纳(Lerner)、普罗(Pool)以及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他们不仅读腾尼斯的著作，也从其世纪转折的观念来理解“现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型的。
现代化理论意味着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正在兴起的国际结构的等级中。重构的一个因素是“民族建构”，这是一个创造精英的过程，这些精英可以有效地以民族主义取代由苏联和结束大战不久的中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民族身份认同的旗帜下，这些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会联合其余的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去抵御革命的挑战，抵御社会主义的挑战，后者扬言超越民族的差异、组织广泛的被排斥的阶级和阶层来反对日益增长的跨国商业和日益军事化的美国政府。尽管美国不断地努力去推动“民族建构”，但还是无法仅仅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此目标，其国内压力也不允许它再次在欠发达国家推行一个二战后如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不堪重负的援助项目。①伴随着军事与经济攻势，美国还利用那些传播和知识工具，也就是其媒介和信息工业已经在战前开始磨刀霍霍并从战争的冲突中赚得盆满钵满。②
第五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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