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总体上同意这个结论，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加纳姆和斯迈思，提出了另类的理论。两人都对强调媒介生产的意义或者意识形态维度的趋势提出了关注。终其职业生涯，加纳姆一直将他最猛烈的炮火齐齐射向那些会在事实上抛弃经济学、转而分析“自主话语”(autonomous discourses)的理论家。①尽管如此，他也关注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种趋势：论述广告词句及其意义和意识形态，以便用加利的话来说采用一种“传播的消费者模式”，却没有充分探讨大众媒介，将其作为“各种经济实体，既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创造剩余价值，从而直接起经济作用，又通过广告在商品生产的其他部门内创造剩余价值，从而间接起经济作用”（Garnham，1979：132)。按照这种解读方法，大众媒介很重要，既因为它们是商品生产的直接场所，也因为它们通过广告媒介，在遍布经济的商品化过程中起到了一种虽然间接、却很重要的作用。要点并非意识形态性无关紧要，而是它被彻底整合进了一个生产过程，这种过程过于频繁地被看作对意识形态有帮助作用(在某种政治经济学里)，或者脱离意识形态自主存在(在某种文化研究理论里)。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在其1979年出版、影响深远的“对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文里，加纳姆写道：
因此，经济主义—关注在占支配地位的交换关系当中直接的肉体存在和繁殖—是对社会存在决定因素的一个直接和理性的反应。E·P·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近来所戏称的“成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容易忘掉这一点，既是因为他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往往并非那么直接起决定作用，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相对于生产性物质劳动所处的主体剥削关系感到问心有愧。(1979：126)
在其专著《资本主义与传播》（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里，加纳姆首先攻击了“赋予文本特权的倾向”（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因为其空想性并无根据(一个“杆菌”)，这种观点“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文化工人的意识形态被完美地设计出来，因为它将特权赋予他们与符号相关的专门活动领域，并提供廉价的研究机会，因为必须出示的唯一证据就是个别分析者没有确实证据的观点”（Garnham，19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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