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尽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文化产业拥有广泛的兴趣，传播研究还是倾向于将其研究对象定位于消费领域，这促成了研究者集中关注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不是媒介的劳动过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制度对媒介生产的控制和这种控制对受众的影响包括受众劳动力的概念—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更多的注意力可能已经转向了受众劳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的劳动过程，尽管这种情况在不断变化。此外，媒介产业的工作负载着强烈的行业、职业和手艺传统，即使劳动过程发生了变革，这些传统仍然在延续(Deuze，2007)。征战的专业记者或者高技术企业家的形象颠覆了媒介和高技术世界不那么浪漫的现实这些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地工作。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是强调媒介生产的个人创造维度，创造性将这个部门同许多共享工业生产特征的行业部门区别开来。作者写书，一些导演是电影的主创作者(auteurs)，明星出演电影或者电视节目，等等。这种观点证据确凿，主要是基于这个产业要求相对高层次的概念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出版业工人和他们的工会在全体劳动大军中占据一种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可是一味强调个人创造性只会遮蔽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不管这个过程多么不均衡，它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像一般经济中的劳动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在莉莲·吉尔布雷斯(LilianGilbreth，1878-1972)手里——她丈夫是泰勒的一位信从者，开发了衡量工作时间的单位“therblig”—这种泰勒化的过程被应用到了家庭，由此使得主要是妇女能够“科学地”管理家政。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