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学和社会学已经令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媒介产业的官僚结构和生产过程。塔齐曼(Tuchman，1978)、费什曼(Fishman，1980)、甘斯(Gans，1979)，还有更新的杜兹(Deuze，2007)等人的著作检视了管理主要是新闻制作的复杂过程的官僚控制体系。他们的著作强调了如专题报道、明细的劳动分工和规律化的特辑一类简化性的日常工作为可能不受限制的生产过程建立了一种模板。这些研究证明：大量的组织规划和预先处理被运用于收集、包装和发布新闻和信息的日常工作。这种路数的研究对于探讨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很重要，因为它以丰富的经验细节描述了帮助构成媒介制作的工作的社会-技术过程，即使该过程将劳动力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然而，尽管这种研究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致意，但由于偏爱一种基于官僚主义和组织理论的框架（而它又把抽象的行政需要和行政功能置于前台）这些影响没有得到理论化。尽管认可权力和利润，这种理论却延续一种起源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和罗伯特·米契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著作的文献传统，集中关注官僚机构的种种结构性压力如何将文化产业的生产合理化，贯穿复杂的由官僚主义管理的一种经济始终，它们莫不如此运行。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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