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组织传播学文献贡献了丰富的经验细节，却倚赖一种唯心主义的根基，以一种管理本质主义代替在它看来的市场经济本质主义。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建议的，它将管理方式的决定性影响置于生产方式之上。组织传播学文献对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是发展出一种立场，检视了将政治和经济权力置于最显著位置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将劳动力的商品化置于最显著位置。这会在制度分析和文本分析之间建立一种重要的联系，从而保留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唯物主义优势。重要的并不是通过复兴一种本质主义来收复另一种本质主义的失地，而是对媒介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进行理论化。正如第六章所描述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几步，可是大量工作还有待进行(Huws，2003；Kumar，2007；Martin，2004；McKercher and Mosco, 2006,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Wasko, 2003)。
第四节 内在商品化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传播的商品化过程的三个主要产品：内容、受众和劳动力。本章现在转而考虑商品化的另外两个方面：商品如何生产自身的新商品或者内在商品化(immanent commodification)，以及新商品如何通过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被生产出来。
我们从重返受众商品开始，政治经济学家艾琳·米汉(EileenMeehan)提供了对它的一种另类思考方式：以节目的受众欢迎程度排行服务为中心。由于“信息和受众都没有被交换：只有节目的受欢迎程度排行被交换”，她主张(1984：223)这些关于受众规模、组成和媒介使用模式的报告构成了媒介系统的基本商品。米汉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好几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A·C·尼尔森公司(A.C.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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