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克劳福德有效地拓宽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交界，其他两种趋势就不那么富有成效。由于这些趋势直接与商品化过程相关，在此处探讨它们、而不是等到论述政治经济学边界上一般挑战的第九章会很有用。一种没有成效的趋势就是将商品化与社会互惠的普遍趋势混为一谈。后者指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它将人们通过交换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的支持者(J. Davis，1992；Schudson，1984)倾向于引证有关礼物交换仪式—譬如“炫财冬宴”(Potlatch)①—的人类学文献，这些文献说明市场的建构和交换价值的发展深深植根于更加普遍的社会群体形成过程，换言之，市场是自然形成的。从这个有利角度来说，商品化并非理解社会领域的一个主要入口点，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交换的普遍趋势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将注意力导向了依附于各种社会过程、并促进其构成的层层仪式(J. Davis，1992)。
在政治经济学里，凡勃伦(Veblen，1899)运用了这种理论，其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体现了在休闲和商业阶级当中一位人种志研究者的人类学洞察力。②可是凡勃伦识别出并避开了将仪式交换的一般趋势与其在商业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混为一谈的诱惑。他承认前者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陷阱，在抽象普遍性的意义上表明引发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不如部落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普遍相似性重要。凡勃伦会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如今，学者们企图将交换从具体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通过引证资本主义已经消灭殆尽的部落社会习俗，缩小导向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实际意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商品化的过程涉及仪式习俗它们可以加紧或者放松社会纽带。它对正统经济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正是后者倾向于在经济生活中排除风俗和道德的力量。可是，政治经济学也企图避免唯心主义，因此集中关注蕴含在历史特定的实体和形式中的权力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呈现出这些特定实体和形式(Rucinski，1991)。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西北太平洋海岸美洲印第安人一种仪式性交换财产和礼物的社交聚会，以此确认赠与方的社会地位。—译者
② 这段话暗指凡勃伦的名著《有闲阶级理论》（1899)，该书认为：由工程师运转的“产业”生产产品，而寄生性的“商业”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替一种休闲阶级赚取利润。凡勃伦还引证人类学，主张当今社会的劳动分工正是从史前的部落生活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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