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e，2006)。考虑其观点对商品化具体过程的种种影响更加有用。在此，鲍德里亚看来支持商品化以其无所不在的权力横扫各种替代物、独霸天下的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也认同这种观点。可是，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对该论点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尽管以现代主义的普遍污染话语或者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必胜主义为框架，提倡商品化的兴起暗示这种无所不包的过程没有替代物。商品化就是一切，所以尽量利用它吧。这样一种论点没有认识到在商品化过程和其他替代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此外，商品化的胜利究竟是何含义并不清楚，因为这个术语的含义在鲍德里亚的分析里完全变了。特别是在他的后期著作里，鲍德里亚以一种创造符号价值的普遍化社会过程替代使用商品化的工资劳动力以便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可是在具备明确含义的意义上，符号价值仅仅局限于资本需要制造一种密集的、等级分明的意义体系和地位识别体系，以巩固其权力。尽管被授权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解读，它却通过排除政治经济学两大必须思考的问题来购得这种授权证书—第一是各种人类需求的存在，它们在使用价值中显露，从劳动阶级的视点来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第二是围绕着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组织起来的一种制度体系，也就是站在资本立场的政治经济学。
重新思考一下凡勃伦。鲍德里亚承认凡勃伦的影响力，但是将他对地位的分析当作社会组织的独立基础，却缺乏在凡勃伦看来支撑它的主要根基人类需求的存在和一种支持与颠覆它的制度化政治经济学。在鲍德里亚那里，商品化的过程被简化为各种象征的自由环流盗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机制让这个结果变得晦涩难解，而该机制本身也被简化为一套自由流动的术语，从它们由历史构成的特定含义中剥离，给一种本来无足轻重的论点增加分量。对政治经济学更加有用的做法，不是躲进商品化即一切的令人绝望的结论，而是牢固地树立商品化并非一切、真正的替代物存在并且理应受到研究的观念。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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