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
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包括那些反对在传播研究中使用它的人们，一致提出它倾向于本质主义。这种论点以多种方式表述，可是就传播研究而言，它反对这种观点：可以将所有的传播和文化实践简化为一种作为基础的或者更加根本的、涵盖商品化过程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大众传播的批评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5]。前面几章提供了证据说明这种观点言过其实。无论是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它在传播领域的应用都包含丰富、多样和全面的研究，根本没有被简化为简单的分类或者简单化的指令。具体说来，商品化改变了媒介内容，但并没有将它简化为一个奇点，使得人们直接从商品化过程阐释媒介内容。通过以商品化为起点，本章已经建立起一种理论参照系，即使也承认一切过程的多重决定和互相构成。本章现在要开始识别另外的过程以及与它们相伴的另类的、反对的实践构成的结构。
在这个领域比较有价值的理论方案之一探讨了政府在奥佛(Offe，1940-)所谓的“行政的再商品化”(administrative recommodification)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奥佛而言，强调市场作为大部分问题解决方案的自由放任政策时期必然会带来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或者政治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化”。这是对不顾一切依赖市场机制的失败所导致的不稳定和冲突作出的反应。2007—2008年房屋和借贷危机引起的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崩溃导致政府干预，以国有化或者其他方式援助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和美国的贝尔斯登公司(BearStearns)之类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它还给无力偿付按揭的房屋业主提供援助。非商品化涉及创造社会政策和计划，以保护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行列的社会行为者包括那些基本上不能也不会参与商品化的人一的经济存在。可是，阻止这些人从过程中“掉队”的转移性支付和其他收入来源已经证明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奥佛还强调，这个过程已经证明在政治上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事实上无法做到既在政治上管制经济，又不在实质上将它政治化(Offe，1984：35-64)。结果，奥佛看到了资本以再商品化作为回应，即“通过在政治上创造条件使得法律和经济主体可以作为商品运作，从而解决商品形式的问题”（Offe，1984：124)。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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