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这提倡一套计划，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整合和集中跨国资本、支持那些消费成癖的人、允许将那些没有通过市场检验的人排除出列。但是，根据奥佛，这些做法只能部分取得成效，因为政府沉湎于试图以非市场的手段推进市场，必须为把部分人排除出列的做法付出代价比如控制犯罪和扩建监狱，尽管这种付出可能不是直接的。此外，自马克斯·韦伯开始的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已经证明，其结果往往是非市场机制一开始被作为一种手段引进，后来却变成了目的本身，损害了再商品化过程。这引发了政府本身的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早期尤其显著，结果导致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政府，期望如果政府外表看似一个市场企业，它就会推进市场原则。问题是奥佛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这个问题尽管可以让政府在外表上类似一个市场企业，要让它在行动能力上也类似市场企业存在种种根本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政府被排除在直接积累的行列之外。换言之，当政府通过赚钱成为一位成功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就会迫使政府停止和私人企业竞争。
奥佛的观点——也得到其他人的响应(Jessop，2001)——进一步纠正了坚持一种简单的、确定性的商品化过程所固有的本质主义。尽管如此，它还是局限于证明社会变革的发生来自商品化的种种限制，还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真正社会变革的种种限制总是回归到商品化。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是否存在商品化的真正替代物？
私人生活的社会过程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概要介绍当代社会学思想和传播研究中指向商品化替代物的种种趋势。它们表明，尽管商品化具有强大的威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却并非独一无二。这些替代物，每一个都在广义上和使用价值、在狭义上和我们通常所谓的私人和公共生活(private andpubliolife)联系在一起。私人生活特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哈贝马斯(Habermas，1989)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区域，现象学社会学称之为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领域。基于私人生活的过程往往都是与情感有关的，聚焦于身份构成、友谊和亲情。重点被放在了人和物(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象征的)按照其本身的价值受到评估，而不是按照其市场价值。那些源于公共生活的过程倾向于具有市民化过程，该过程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交流意见，自我管理并支持、抵制、反对哈贝马斯(Habermas，1989)所谓的在“系统”世界里权力和金钱的组织，并创造“系统”世界的替代物。在私人领域里，商品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替代物是友谊和亲情的构成；而在公共领域里，是公民身份。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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