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探讨商品化和在私人与公共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种种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克服机械化思维的倾向最强烈地体现在将讨论简化为私人和公共的二元对立的普遍趋势。这样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私人”一词负载多重含义，既包括最亲密的人类经验，也包括跨国商业体系的市场行为。两者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如此重压下，这种理念很容易崩溃，严重束缚了我们理解商品化更广泛含义的能力。如果淘汰“私人部门”一词，将“私人”保留给亲密的领域，让“市场部门”或者类似的术语指代商业，会让情况好得多。私人、公共和市场领域的划分并不完美，但无疑是对私人-公共二元对立的一种改进。可是，由于流行用法的威力和惯性，纠正与“私人”这个术语相关联，或者与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机械二元对立相关联的种种问题不容乐观。本书可以被视为朝此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反映了社会科学内部分界的传播学结构使得将各种私人过程和商品化、还有那些标志公共生活的过程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变得异常困难。这是因为该学科倾向于根据社会复杂的程度组织起来，因此将人际传播与组织/机构传播区别开来。尽管有例外，一般说来，人际传播，犹如微观社会学，被隔离出来作为可以检视感情和亲密的领域。当人们离开了分析的人际层次，感情和亲密逐渐丧失了重要性。当人们到达了处于社会复杂程度上层的政治经济学，微观或者人际层次研究的那些问题消失殆尽。这对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使命意义重大，因为既限定了理论的全面性，又限定了它的社会应用(Eagleton，2003)。由于缺乏与人际层次的直接遭遇，政治经济学很难解释经验的领域和情感的领域。因此，在权力的制度层次(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聚焦中心)所发生的一切和人们以少数人群与语言/图像经过中介的表现发生一系列遭遇、彼此之间也发生一系列遭遇的日常生存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对于经历这种反差的人们，政治经济学也很难解释其行为的重大意义。
第七章 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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