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对斡旋制度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关注已经收获了大量的理论反思。回溯到1959年，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在社会学的一本经典著作里，一开始就识别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人们无法将私人的福利和各种问题与“历史性变革和制度性矛盾……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兴衰”联系起来。他接下来说，如果我们无法将我们的生活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以变革历史是相当困难的(Mills，1959：3)。为了纠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观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身份认同(identity)—包括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的著作的增长(Calhoun，1994; Castells, 2004; Giddens, 1991; Hall, 1989b; Van Galen andNoblit，2007；Woodward，2004)。众多原因造成了这种增长，包括霍尔(Hall，1989b：12)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曾经令我们的身份认同保持稳定的主要的社会集体性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别的主要的稳定集体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受到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冲蚀。”全球化经常被引证为推进这种不稳定化过程的主要社会-政治发展。此外，女性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克服父权制下社会学思想的显著分界将个人与政治分隔开来的政治和学术倾向，已经在围绕这些发展和重建的过程与可能性的随后的争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最后，新媒介的增长使得在网络空间创造虚拟世界成为可能，进而使得通过虚拟社群发展多种面具人格成为可能。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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