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类文献提出的种种问题有大量争论空间。例如，考虑到全球化、女性主义运动和数字媒介，人们能够理解霍尔提倡关注主体身份认同的不稳定化是如何正确。可是，另一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正如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的，资本主义总是令身份认同不稳定，并且就教育、收入、权力和总体的生活机会而言，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与以往相比同样要紧，甚至更加要紧。
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家已经对分裂自我(dividedself)的问题各自提出了特有的解决办法(Bell，1976)。前者提倡回归传统，传统在历史上为私人生活中的自我提供了道德支柱。后者倾向于赞同更多传播，将参与各种流通的电脑网络—包括形成今日数字社群的社交网站—视为对过去将人们束缚在一起的更加僵化和专制的种种联系的改良(Castells，2001；Jenkins，2006)。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体现出来的更加激进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接受断裂、分界和解构的必然性，探讨了私人生活的种种问题。它们不是用旧的价值或者新的传播来攻击这些，而是珍重它所提供的自由。这包括从需要建构和维护单一身份认同当中解放出来的自由（McGowan，1991；Newman, 2007)。
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在检视商品化对私人生活的威胁方面而不是想清楚怎样抵制和创造替代物方面更加训练有素，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它被一场重要的争论遗漏在外。当它与这些问题打交道的时候，它斥责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研究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选择如此强烈地集中关注坚固事物如何一一化为乌有、宏大叙事如何逐个分崩离析，以致它们倾向于忽略房间里那头重达800磅的大猩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坚固的全球力量和一种宏大叙事，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生机勃勃。
一种更加积极的替代做法，就是让政治经济学通过在一种包括道德、性欲和美学的生命体验中创造商品化的各种替代物，回归批判社会学思想的各种支柱。这些与诸如社会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和社会运动之类我们认可的、更加显著的社会形式互相作用。倘若我们不是将这些视为赋予我们的僵化类别，而是视为我们为了创造历史和我们自身而设立的种种社会关系，它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和政治之间建立联系(Eagleton，2003：222)。这会使得政治经济学论述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在私人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各种过程在此遭遇商品化，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不断进行当中。此外，人们可以超越对这种紧张关系的勾勒，抵达奥康纳(O'Connor)如下描述的抵制：
第七章商品化：内容、受众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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