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危机时刻恰恰是转变成一种社会个体成为可能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可以将内心的斗争外在化，或者知道和感觉自已受苦受难的方式也是其他人受苦受难的方式，将苦难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社会和政治斗争将苦难外在化。(1987：181-182)
关于这种抵制，两个主要问题继续横阻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面前：它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又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鉴于此，现在我们从私人生活转到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的社会过程
社会学理论和传播研究将公共生活作为推进民主基本特性即社会平等和最充分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的一套过程来考察。因此它是一种抵制商品化的形式，为发展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指南。哈贝马斯(Habermas，1989)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著作尤其重要，因为它批判性地检视了这个观念，并提供了几个概念工具，有助于复兴一种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身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他的著作吸引了传播学者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主张传播或者“理想的言说情境”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公共领域奠定了根基。他还得出结论说：当代商品化的大众媒介，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官僚政府的普遍扩张，是它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哈贝马斯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共领域的争论，其他人通过吸收妇女、非西方世界和其他会令其范围更加普遍性、世界性的特征，改进了这种观念(Negt and Kluge, 1972; Peiss, 1991; Crossley and Roberts,2004)。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些人会抛弃这种观念，认为它毫无希望地作出妥协，如德里达(见Keenan，1993)就声称“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被简化为“一个幽灵的轮廓”。批判性地推进这个观念的另一企图则将公共领域视为包括民主、平等、参与和公民身份在内的一套原则，指向与商品化捆绑在一起的成套实践的替代物。后者已经在传播研究里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那些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尤其持此观点(Calabrese and Burgelman， 1999； Calabrese and Sparks，2004；McChesney，2007)。这种研究探讨了利用出版界和新媒介以及各种规制和政策体系来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各种对立的空间。传播研究也关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概念，该术语源于规范传播产业的法律。这个概念已经受到了广泛讨论，包括对其含混性的批评，特别是在貌似更加清楚的市场考验的衬托下。尽管如此，公共利益的观念在法律里保存了下来，但是商品化的过程已经削弱了它的地位。它也作为公共领域概念的延伸在研究里保存了下来，指那些超越商业收益和消费主义的利益。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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