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4)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杰出的论述。从一开始，吉登斯试图用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来弥合这样的裂痕：有些理论突出结构；而另一些理论则强调行为和能动性。这其中就包含了结构主义理论(建立在涂尔干、列维一斯特劳斯以及阿尔都塞的著作基础之上)、行为理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学家)和现象学理论家(舒尔茨以及伽达默尔)之间的理论“裂痕”。
为了进行这种弥合，吉登斯认为：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包括强制规则，又包括能动资源。结构不再是给社会生活套上样板的僵硬框架，它既形构行为，又为行为所重构。就此而言，结构和行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模式中相互联结。因此，吉登斯自己也认识到，结构化这个概念对于社会思想而言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语汇。它无疑是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核心元素，最显著的体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名言：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结构化这个概念现在广泛地被应用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包括我们对媒介实践活动认知拓宽的尝试(Couldry，2004)，对企业公共关系的研究(Durham，2005)，以及运用新的科技的协作性工作的研究(Evans and Brook， 2005)。
结构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的强调。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它描述了结构如何被人类的能动性行为创造和再创造；而同时，人类的能动性成为这些结构的媒介。功能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将结构看成是完全成形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些思想往往遭到直接的批判，而结构化的概念对这类批判做出回应。上面所提及的路径对于理解结构的运作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它们并未对社会变化给予足够的描述。考虑到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我们同时需要考量结构的维护和社会变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就像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Hobsbawn)论述到的那样：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指人类的能动性。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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