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在生产和销售知识产品产业链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知识工人。在这个观点看来，硅谷中收入很低的女工，以及那些在海外生产和组装有线和电子零部件的女工也都是知识工人。因为她们是价值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价值链为知识型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条件（PellowandPark，2002；Smith，Sonnenfeld，and Pellow，2006)。同样，通过电信网络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呼叫中心工人，同样符合这个广义定义下的知识工人，因为他们对于销售信息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他们使用传播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此外，要不是不断发展的监控技术，那么对于这些知识工人工作的管理和控制将变得异常困难。而监控技术，往往是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Head，2003)。
本质上来说，对于媒介和知识劳动力的阶级分类观分析将产生上述三个层面的层级制。但是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跨越外部的标准，而检验工人们自身的主观体验。其中包括理解知识工人是如何组织和建构自身的工会。这就将我们引向社会阶级的联系观和形成观。工会将不同种类的工人在同一个组织中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传播工人工会(Th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以及它加拿大的同仁加拿大传播能源和文员工会（TheCommunications，Energy andPaperworkers Union ofCanada，CEP)。在工会中，有记者和电话接线员、翻译者和售后服务的提供者、保健医生和印刷工人，同样还包括编写和广播新闻的人员，以及照相、摄影、音效工作人员，将节目提供给观众和听众。上述的两个工会在动员三个社会层次的知识工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附之以有效的劳工行动。但是，在北美传播领域中比较混合的劳工联合(其中包括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会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始终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工会将如何将自身与知识工人这个术语相结合(McKercher and Mosco, 2007;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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