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播与种族
阶级分析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社会性别领域，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化这样强有力和多方面的努力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焕然一新。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比，当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宽广和更深入的社会经验。然而，阶级和社会性别，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将其组合起来，都未能穷尽对于理解结构化过程至关重要的范畴。因为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为种族的权力和与其相关的范畴，如民族和民族主义，留出足够的空间。
1903年，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W·E·B·杜伯伊斯(Dubois)说道：“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对他而言，在国家内部和跨国家之间，肤色的划分是区别社会内部分化的主要源泉，也是区分大多数富裕且强大的国家(主要是白人占多数的西方社会)和世界上其他贫困且具有依附性国家的标志。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传播学研究主要通过强调媒介和信息科技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广泛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且扩展用阶级划分来考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社会性别划分（国际劳动分工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和种族划分(Ehrenreich andHochschild，2003；Sarikakis and Shade，2007)。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结构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要素的原因，这一点尤其重要。种族分化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下多层层级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种族既作为一个范畴，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于国家和全球资源(包括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享用权)个体和集体的享用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种族分类观的理解类似于对于阶级和社会性别分类观的理解。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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