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霸权分析不可避免地与他的政治计划相联系。他反对由在先锋队里面“开化”的领导人所引导的革命性行动和直接的军事攻击，取而代之的是反主流霸权和非主流霸权。这种反对霸权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新的通用常识，在经过斗争和“立场战争”后，取代资本主义常识，建立新的社会民主的选择。葛兰西的路径并没有用文化策略来替代(replace)政治策略。相反，它扩宽了革命性政治的概念，使其包含了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社会斗争。
考虑到霸权概念的力量，如何实现葛兰西所谓的转型？一旦认识到主流霸权所具有的动态发展力量，更使得我们对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感到气馁。回应于变化着的政治社会关系，霸权也呈现出新的形式，比如说：它从国家扩展为各大洲乃至全球性的霸权集团；将曾经是反对的观点(比如说，形式上的社会性别的平等)纳入占主导地位的霸权集合体；重构关于社会福利和私人慈善事业的观点。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将世界看成一个由全球经济所管理的大型市场，并得到各国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从而建构了一个强大的霸权。难怪一些知识分子会过犹不及地认为，世界将陷入“历史终结”的境遇此时，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已经结束，所有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管理全球市场所产生的问题。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技术，并通过即时传播，在一些其他的学者看来，它们同时也将带来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Mosco，2004)。但是这类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强大，此时互联网泡沫在膨胀，而“9·11”还没有发生。
尽管占有控制地位的霸权非常强有力，但是我们也能有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霸权并非是不可攻克的壁垒。的确，霸权比意识形态更强大，因为霸权的基础是同意，而并不是强制性。但是要获得同意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广泛而不断形成的过程，并且需要使对占统治地位观点的接受变得理所当然。与建立在资本、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是体现在天然统治权的价值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不同，霸权的力量来自社会关系，同时需要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层级的相互融合。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尤其是当经济泡沫破裂，恐怖主义者的攻击，导致了军事的入侵这痛苦地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和政治将不可避免地予以带有仇恨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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