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一翼，也提供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它满怀热情，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领域。然而因为这些学科都存在着有限的范围，所以常常冷落了这些广泛而意义重大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不囿于传统经济学的支配区域，它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实证主义，并将此运用于对决策过程的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广泛存在于家庭、国家、宗教组织中，而且涉及性关系、官僚制、家庭结构、预算等诸多方面。此外，公共选择理论也没有回避规范和道德问题，这类问题不久前还在社会科学主流研究边界之外。对于这样的价值回归，即使不是出于精密方法论策略的考虑，实际上，也促使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放开眼界，并将他们时代的核心道德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公共选择派以先锋的精神近观社会性，向社会科学现代论中的胆怯，以及在许多时代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发出挑战。这种先锋性精神在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当今的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对道德构建的议题从未忽视，并通过道德的构建旨在在美国社会中创造新的“市民宗教”。公共选择理论在讨论这些课题时遭到了批评，比如，它将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并且把国家看作是利益竞争的独立仲裁者。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政策研究路径提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扭转研究偏向，原有的研究倾向会导致研究目标的狭窄，还会在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筑起高墙。
强调普遍主义和共同性，而非分化与瓦解，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中左的政治运动而言，这些运动关注身份政治和各种立场的理论强调区分群体的特征，如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年龄以及性取向等。需要承认的是，身份政治对一系列多元的政治和知识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并且，它同时也扭转了传统的左派一右派政治倾向的划分。左派曾经坚持普遍主义，无视其理论缺陷；而现在却提倡一系列分散化的利益。而右派本来坚持单一的精英标准，而现在却自信满满地推广普遍主义的保守主义平民论。所以，观察左派话语中的普遍主义观点(举例来说，世界主义公民权)是否会生根发芽，变得非常饶有趣味(Brock and Brighouse, 2005; Miller, 2007)。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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