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lips andMeehan，2006)。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作者和读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文本创造者，不管文本是书写的、视听的，或者是基于网络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将作者和读者等同起来，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读者和受众到底有多大力量成为文本的创造者？在多大程度上文本的生产者能够和确实影响了预期受众的范围及受众的反应？在控制文本生产工具和创造意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在意义的产生中的位置之间又有什么联系？①在面对巴赫金(Bakhtin)所谓文化产业的“独白式的演讲”时，反主流者和非主流者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一旦我们避免了抵制性的立场，这些领域将为有益的交流提供条件。不论“个人能批判地、自觉地评估媒介内容的力量，我们应该为此浪漫而欢呼”的想法是多么诱人，它确实并没有足够的论据对其进行支持(Evans，1990：152)。②举例来说，政治经济学路径接受文本多义性和文本多次生产的观念，也认识到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循环过程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把这些都视为建构社会生活和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核心环节。③然而，政治经济学并不同意说多样性是多个性的自然产物，不管这种“多个性”指的是媒介单位还是受众。众多媒介单位只能提供根本上相同的媒介内容和形式。正如默里(Murray)在她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受众的抵抗因此被钳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埃文斯(Evans)从另一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除了早期讨论的皮下注射模式，大众传播学中再也没有一种传统认定受众是消极的。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受众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而在于受众行为是此类活动还是彼类活动的假定”(1990：150)。
② 同样，在默多克看来，甚至在第一代文化研究中，包括霍加特(Hoggart)和威廉斯(Williams)的著作中，都“弥漫着对渐渐消逝的世界的怀旧情绪”，并“在他们评估这些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性’的时候……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 如埃文斯(1990：148)指出的，文化研究认为自己和传统取向完全不同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媒介效果论中的“皮下注射”模式。“皮下注射”模式，认为媒介可以把类似麻醉药一样的内容注入受众头脑中，来制造预期的效果。但是，到底是哪些人在有罪地使用皮下注射模式，这一点并未提及。实际上，一些学者怀疑，皮下注射模式从来都不是传播学中的重要传统。这种强调直接效果的模式，只是被视为方法上的挡箭牌而被广泛地使用，因为与它相比较，其他观点很容易看起来显得更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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