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着政治性对抗行为的存在。①
这样一种观点消解了权力集中(包括阶级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证据已经表明，一种全球性的阶级分化正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加速进行。根据这个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将一系列符号合适地包裹起来，标新立异以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更多地看到文化差异。这个视角的转移异常引人注目。
请思考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对多义性的分析。文化研究认识到多义性概念的局限性，但是它仍然强调(During，1993：7)，“多义性确实引导我们走向更动态化、更复杂化的理论概念，这有助于我们描述文化产品如何同新的要素结合，在不同环境中产生不同效果”。“混杂”和“协商”在这里被援用，并作为例子来说明广告形象的多种运用方式中展现的不同文化过程。例如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出现在香烟盒上的帅气形象)，可以按杰夫·库恩斯(JeffKoons)的方式“被制成闪闪发亮的、棱角分明的塑料雕像，放置在曼哈顿的高档公寓中以获得一种后现代效果；……可以把它从杂志上剪下来，用来装饰拉各斯贫民的屋子……还可以被拙劣地模仿在CD/专辑的封面上”。尽管这段描述准确无误，但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离题甚远。因为它借用了极端的阶级分化状况，却只透过这种状况的表面看到了文化碎片的符号化运用。文化分析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碎片可以识别曼哈顿的公寓房客和拉各斯的贫民窟居民，从而把他们在符号化的社区中联系起来。政治经济学家则放眼更广阔的社会整体，在这里人们以权力关系相连结。正是这种权力关系造成了他们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文化研究分析家从各种文化符号的非正统使用中看到了身份的价值，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与认识到划分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相比，前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可参见Kraidy，2005)。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从文化研究的框架出发，为社会整体观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辩护。他近乎表示歉意的语气更显示了他的立场的不寻常性：
任何人都会注意到，我的后现代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今天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要采取整体观的研究视角，而是为什么有人因为使用整体观而感到耻辱(或者学着感到耻辱)。在过去，抽象化确实是一种策略手段，使得现象，尤其是历史现象变得陌生，不再为人所熟知……(19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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