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批评家集中探讨了三个要点，以此构成纠正文化研究极端观点的核心方面。首先，批评家们对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转向表示担心。文化研究从现实主义转向了唯名论，否认文本之外存在可知行为。这也使得它的研究观发生了转变，原来文化研究尝试对行为做出可验证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个过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而现在它只介入持续的对话而脱离了实践。其次，批评家们指出，文化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知识论已经导致了更广泛的政治相对主义，从而丢失了政治作为决定性社会规划的意义。而正是通过规划，研究行为和其他行动才完全发挥它们的政治作用，为争取个体身份认同而进行斗争。文化研究自我满足的本质，以及它对广阔政治规划丧失兴趣，都助长了它知识的狭隘性，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话”也就曲高和寡。很明显的证据是，文化研究著作中的语言除了对话圈中的少数人之外，谁也看不懂。这就是批评家们指出的第三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呼吁文化研究重返它的研究本源，即文化是大众的，它应当反映各类社会角色的需求和愿望，包括政治方面的。
结论：重返阶级权力
以阶级权力对本书做出结论是很合适的，因为阶级权力一直以来都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它还标示出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重要边界。在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各个方面的旅程中，我们的兴趣一直围绕在扩展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实质论的范围，并批判性地评估社会理论中长期争论的核心概念，如本质主义和阶级权力。因此，对于构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提议，包括：
- 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即非本质主义的)、批判的认识论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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