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承认他本人的理论与他所谓的“社会哲学”的其他分支互相关联的时候，和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密尔对运用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社会全体的方式之一饶有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只是另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指南，有助于理解流行于众多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尔布龙纳(Heilbroner，1986：15)所说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整个世界当作研究对象，以十几种大胆的态度描绘之一或愤怒，或绝望，或乐观。”
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目标而盛行。到了1923年，即使名称已经改换成经济学，普通教材仍然继续支持这种对政治性的广义看法。理查德·埃利又说：
关于经济学在科学总体体系中所占的位置，人们认为无法脱离其他社会现象孤立地研究财富，除非是在暂时的或者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密切关注人类生活若干方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至关重要。(Ingram, 1923: 4)①
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差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这种常常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也有人使用“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positive or co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的名称]，从经济学理论的保守一翼吸取灵感(Buchanan，2003)。暂时抛开推动这种观点的假定和理念不谈，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声称自己能够和应该被应用于社会行为的一切形式。根据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x)，公共选择理论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向古典传统的回归，将经济学视为研究“市场如何起作用”的学科，这里的市场应做广义理解，包括“通过公共机构协调个人行为”。对于这一理论的推进者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个人与机构之间联系的种种规则。他们主张，这些规则的本质是“经济人(homoeconomicus)—当代经济学理论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做出的选择(1985：65)。因此，整个社会活动场所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领域。从商品和服务的传统私人市场，到选票、配偶、子女、性、传播等的市场创造管理一切市场的规则的种种选择就是其研究对象。①这种理论的拥护者之一为其辩护，称之为必要的“经济帝国主义”（Lazear，2000)。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同样有意思的是，埃利仅仅将经济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实际上只有一种伟大的社会学科学，经济学构成了其中的一章，必须与其他各章保持紧密关联。”(Ingram，1923：4)最近的学科地位排名将经济学置于社会学之前，对那些将此奉为权威论断的人，这番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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