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主要是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另类学派延续道德关怀的传统。公共选择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一翼寻求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延伸到道德选择，企图运用经济学来建立布伦南和布坎南的(1985)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传统深深浸润于有关道德哲学地位的争论。这些争论在近年来采取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特别是阿尔都塞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人文主义版本提出的挑战。寻求将《资本论》的逻辑运用于思想和行动的普遍形式，阿尔都塞提倡将道德哲学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排除出去。这种攻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尽管首倡者倾向于延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事业，利用一种尼采(Nietzsche，1844-1900)哲学的传统来攻击道德哲学价值(Eagleton，2003)。尽管如此，道德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依然强大，因为它不顾占据支配地位的私利，为民主、平等和公共领域提供了强大辩护。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来自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方面的攻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上保持了强硬立场(Artz，Macek，andCloud, 2006; Golding and Murdock, 2005)。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四个特点是实践。该理念深深植根于哲学史，已经发现了好几条传播研究的途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在社会学中得到最佳体现的“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传统。最广义地说，实践指的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通过自由和创造的活动生产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自身。该词起源于古希腊，通常指自由人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也是神话里一位不太知名的女神的名字)。它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著作里占据一定的突出位置。亚里士多德将经济、政治和伦理研究视为各种形式的实践知识，以便与理论和生产(poiesis)区别开来。理论寻求真理，生产寻求制造某种事物，而实践的目标是行动。该术语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哲学有关知识划分的争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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