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启蒙运动的传统，古典理论家们主张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最大化私利，并由此最大化社会利益。后者被简化为既没有独特存在也没有目的论的个人的聚合体。社会事业机构是人类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可是应该以怀疑的眼光加以警戒，因为它们倾向于限制个人选择和社会交往的自由，包括观念、商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只有个人自由才能最大化效率，由此最大化国家财富。政府机构特别值得警戒，因为主权国家的传统赋予国家保卫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很容易被用来创造特权，包括会抑制产业和贸易的政府企业。
古典理论内部形形色色的变体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可支持、可辩驳的话题。最有权威的观点就是亚当·斯密对私利超越善行的响亮辩护：
我们所期待的饭食，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或者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来自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注。（1937，第1卷，第2章：14)①
这种理论走向极端，会驱使托马斯·马尔萨斯赞成让阴沟污水在城市街道自由横流的做法，以此手段消灭弱者，确保人口控制和最适者生存。根据这种观点，政府不应该采取措施控制疫病的蔓延，因为这样的举措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只会带来更多的贫困。为什么？因为不加限制地将人口和资源转向最弱者只会削弱社会的长远实力。①但是，尽管对政府管制抱有种种戒心，即使是亚当·斯密也否定了应该将国家的作用仅限制于国防一途的观点。承认劳动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个赞成在别针制作过程中实行分工的人也承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仅仅从事几项简单操作……通常会变成一个极端愚昧无知的人，除非政府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1937：734-735)。此外，在《道德情操论》（写于1759年，比《国富论》早问世17年)一书里，亚当·斯密攻击霍布斯(Hobbes，1588-1679)的自我利益观，提倡对他人行善(Smith，1976：71)。本书无意辨明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真正代表亚当·斯密，而意在建议亚当·斯密被批评家们过度简化，特别是那些认为他捍卫自由化市场的批评家。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斯密关于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引文被反复引用。另外一段也是出自《国富论》的引文表明，他对私利压倒一切并不感到完全自在：“看来，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时期都是人类主宰的卑劣准则。”（第3卷，第4章，第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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