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难预见到新古典主义模式的成功。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里，一直到1930年左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再在大众中流行，因为它看上去太学院、抽象、与历史无关、无法分析大型纵向联合公司的增长，这种增长在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内不断吞没竞争。通过开发新的工具并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各种攻击作出新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模式实现了自我拯救。统计分析和经济度量模型的增长为该理论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同样重要的看似强大的工具，以此再现经济状态并模拟种种变化对其主要特征的影响力。①另外，张伯伦(Chamberlin，1899-1967)的著作论述了如何思考垄断性竞争，凯恩斯的著作强调了资源固有的不均衡和未充分就业的倾向，导致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吸取了中间偏左批判的要素。此外，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money)的发展也加固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货币主义(monetarist)分支。这些发展帮助奠定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谓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大致从1947到1973年—的基础。这些年刚好也是战后的大繁荣时期，表明经济增长也给主流经济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今天，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政治谱系内占据了中心和中心偏右的空间。中心反映了凯恩斯理论的残余，即反对将商业周期当作市场活动的自然产物，而市场活动总是发出正确信号、令人们做出合理抉择的观点。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而言，这种信号机制的代价，即高失业和深刻的贫富不均，不值得赚取的利润。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经济政策集中关注储蓄不足、假定后者会被自然而然地导入生产性投资的必然后果。凯恩斯(1964)说明了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而储蓄没有被转化为投资的后果会随着经济发展成倍增加，由此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凯恩斯理论提倡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消费，以逆转消费者和商业开销的下降，最终刺激投资。短期看来，这会创造政府帐户的预算赤字，可是一旦扩张开始进行，经济增长和控制政府开销所带来的岁入增加会抵消这些赤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多种形态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科和经济政策。①20世纪50年代的持续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学家们将凯恩斯理论的财政政策视为资本主义习惯性盛衰循环的解决方式(Heller，1967)。迄今为止，由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编写的权威课本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金科玉律。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衰退带来了新的问题经济“滞胀”(economic“stagflation”)，即增长缓慢与通货膨胀并存，提醒人们经济学为何被称为“沉闷科学”，引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双重转向。②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不应低估这些工具的纯粹形式美产生的吸引力。正如传播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Burke，1969：58)曾经提到的：“易受形式影响为赞成与其相一致的事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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