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新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奠基在乔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1971，2003)、詹姆斯·布坎南(JamesM. Buchanan，1999)和罗纳德·科斯(Coase and Barrett，1968；Coase，1991)等人的研究上，这三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用于各种为了扩展个人自由的社会行为中。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该方法最近的一次延伸，该思想流派正在赢得其追随者并也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的著作中得到诠释(2000)。该理论的中心仍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把市场作为制度的普遍的和最为自然的存在物而加以检验(Ankarloo and Palermo，2004)。而其他所有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法则被视作制度的替代选项，即它们只是当市场不能满足社会目标时一种支撑市场面对该情形的方法(Boettke andStorr，2002)。
制度政治经济学的较早形式持有中间偏左的立场，该派主要集中于制度和技术限制是如何塑造市场以便满足那些足够强大以至于能控制它们的公司和政府的利益的（Galbraith，1985，2004；Lawson，2005；Veblen，1932，1934)。制度学派学者们创立了传播研究的框架，这一框架证明了大媒介公司是如何控制大众媒介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在这么做时，公司限制内容的多元性，特别是通过排斥那些挑战亲企业言论的产品。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方法，包括后福特主义理论(Jessop，2002；Lipietz，1988)、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2004)以及其他参与全球化辩论的学者(Harvey，2006；Sassen，2007)，坚持将社会阶级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主要致力于围绕垄断资本主义、自动化和工作的去技能化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而且关注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最近，他们的研究已经找到了制度学派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识根基(O'Hara，2000，2002)。最终，社会运动产生出了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主要是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们处理父权制的持续存在、对家庭劳动以及其他生育劳动的忽视（Huws，2003；McLaughlin，2004；Peterson，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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