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而环境或生态政治经济学则专注于社会行为与更广泛的有机环境之间的联系(Foster，2002；Rosewarne，2002；Wall，2006)。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将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与意大利自治的理论传统融合(HardtandNegri，2000，2004)，戴尔-威日福特(Dyer-Witheford，1999)和泰拉诺瓦(Terranova，2004)均在传播学研究中对这些传统进行了最有效的运用。
第二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均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传统在传播学研究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第四章以传播的定义开始，饶有趣味的是，各种广泛的领域都站在各自的优势角度上，认为论述传播的意义殊为必要。包括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信息研究、哲学、语言学与建筑学等学科，当然，也包括传播和媒介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检视了传播的本质。为了与本书最基本的主题保持一致，本书并未介绍任何跨越所有领域的定义。但是为了更深入地剖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视作意义的一种社会交换十分有用，这种意义交换的结果是某种社会关系的测量或者标志。由此看来，传播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数据或信息的传输，而是一种组成某种关系的意义的社会生产。第四章通过论述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社会和知识动力，来检视其具体特征。
第五章介绍了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位奠基性人物，对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卓越影响。斯迈思是第一个在伊利诺伊大学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也是与这个研究传统相关的四代学者中的第一代。席勒，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斯迈思，其学术同样也浸润了好几代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吸收了制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日益壮大的跨国传播产业的规模与实力的关注，使之必然成为制度学派的一员，但他们对社会阶级与媒介帝国主义的关注，又让他们的研究带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然而，与欧洲学者相比，他们却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去给传播提供一个详尽的理论描述。倒不如说，他们的工作，还有通过他们的影响而在这个领域展开的大量的研究，显然是受到一种不公正感驱使的，那就是传播产业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更广范围的剥削性与缺乏民主的公司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斯迈思与席勒都密切关注传媒对北美产生的冲击，他们各自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描绘了全世界跨国媒介公司在权力与影响力方面的增长情况（Maxwell，2003；Schiller，1989，1992，1996，2000；Smythe，1981)。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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