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五六十年代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作出的贡献就很重大。鉴于其实践者不断受到攻击攻击者认为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阵营，试图压制他们发表反对意见他们的贡献就格外难能可贵。当巴兰1964年去世的时候，他被公认为几乎是美国学术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可是，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促进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复兴。巴兰死后仅仅四年，在1968年民主党混乱的代表大会以后，一群美国研究生聚会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Economics，简称URPE)。协会在七十年代持续发展，在保守的八十年代大概保持1000名会员，成为一名会员(Miller，1992：4)所谓的“学术界最古老、最庞大的左派学科团体”。URPE继续致力于支持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进入新世纪。它不再是提倡异端研究的唯一组织(Markusen，2005)。事实上，“异端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forHeterodoxEconomics)加入了这种努力，提倡形形色色的另类观点，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理论(Lee，2002)。
在那些不断将《资本论》更深、更广地运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延续人和那些追求在根本的意义上重新思考《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在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期刊及其丛书系列倾向于反映前者。比如，尽管也分析性别歧视和环境危机，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关注阶级分析，包括资本的结构和运作、社会阶级划分的本质和后果、劳动的过程、阶级斗争，也探究帝国主义与依附(Imperialismand Dependency)，包括在依附世界中的资本、军国主义、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全球化。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一位朋友在巴兰逝世的时候写道：“保罗·巴兰的去世几乎完全关闭了一个自称开放的社会的大门，显然，这个社会的制度完全无法容忍在学术界或者别处有任何其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Miller，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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