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原因在于两位大师的影响，北美产生了大量关于跨国企业和政府权力的研究文献，因其积极参与旨在改变当前的主流媒介并寻求商业化重点的替代媒介的社会运动而闻名（McChesney，2007；MoscoandMckercher，2008；Schiller，2007a；Wasko，2003)。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促使政府的管制和政策机构促进公众利益，包括对在国际组织面前产生了积极作用的社会运动的支持，以捍卫一种国际经济、信息以及传播新秩序(MoscoandSchiller，2001)。北美传播学的学术成就要求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不断的批判，包括其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以及媒介实践。因此，依据这一惯例，作者们都纷纷强调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对于媒介传播研究的重大意义与其独到之处。尽管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人们在一些细节之处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纷纷强调一种把研究和行动相结合的实践行为以便使之服务于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同样，他们也坚持包括权力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在内的媒介传播的研究(Artz，Macek, and Cloud, 2006; Schiller, 2007a)。
欧洲的研究，并不那么明确地与某个奠基性人物相关，尽管它们同样与社会变迁运动有联系，尤其是与捍卫公共服务的媒介体系有关。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制度理论传统中整合传播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展开的两个重要方向最为卓著：一是加纳姆的研究(Garnham，2000，2003)，二是戈尔丁与默多克的研究(Murdock，2004；Murdock and Golding，2000)，他们强调阶级力量以及在贫富之间继续分化的根本性不平等。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以及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论述了传播工业的巨大扩张与整合及其与政府权力的联合，并整合进更加广泛的资本主义体系。媒介巩固了社会阶级分化并有助于建立统治阶级的团结。
第一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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