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不但弄清楚传播的含义非常重要，避免传播的本质主义也十分必要。当然，这种面向的压力也很强大，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气氛中。这些压力包括，通过把引导科学发展三百年的分析方法转向大范围的以传播为基础的路径，来重构认识论，而这些路径又是以修辞学和一套在话语规则中显现的标准为中心（Burke，1969a，1969b；Latour，1999；McCloskey，2002；Rorty，1979）。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会话的修辞，如同调查的逻辑一样应该提供科学的标准，尤其是，这种观点坚持认为理解不是一个人使用揭示实在的语言去揭示现实并对现实做观察和报告的过程，相反，理解发生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交换观察结果、观念以及用并不只是揭示现实、而是有益于建构现实的语言来表达观察结果与观念时。
此外，文化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视围绕诸如文本和话语这样的传播内容的要素做组织化的分析。结果，学者们倾向于将认识论(即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和社会分析简化为传播，尤其是，这意味着把知的行为和知识的对象二者主要或仅仅看作通过阅读文本完成的话语。通过聚焦这种路径如何为揭示除了知识的其他形式之外的科学和经济学的普世主张提供有力工具，对传播和话语的强调开创了一种重要的另类路径。然而，这种权力可能压制技能娴熟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有效地把会话的认识论和话语分析普适化。我们这儿采纳的路径是既承认这个视角的优势也承认制造一种新的本质主义的危险，这种本质主义带着传播简约主义的观念。
政治经济学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小心翼翼地提供另类理由。尽管对此有可理解的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已经追求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介，即便他们致力于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物质组成部分，去中心化的媒介意味着把传播体系看作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一部分。有几种方式可以达到这种目标，例如，从资本主义构成要素为出发点，比如，资本积累，劳动工资等；也可以把媒介置于这些基本要素所设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根据这种观点，媒介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度与教育、家庭、宗教和其他制度行为的核心平行对应。这些向度中的一种向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向度，因为每一向度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所有向度彼此携手建构了资本主义。因此，无论是媒介或是其他制度行为都无法遗世独立。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经济路径把它的主题置于一种广阔的社会总体中，并因此尤其倾向于在传播研究中力图避免本质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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