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文化帝国主义的诸多批评的解释力，以及它们在国际争论中日益充当试金石，很快触发了逆反应。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结束了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务支持，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常常聚焦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化理论家追寻修正模式，他们宣称修正模式可以通过重新聚焦于电讯和新计算机技术而提出新颖洞见。因为大学研究者坚称信息与传播技术将改进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他们发现了来自多边机构的支持，比如世界银行。
有着不同地区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回应是论述信息与传播技术具有重新整合全球劳动分工的力量。首先，研究者看到了分工主要在领土范围内。不熟练的劳工集中于最贫穷的国家，半熟练和较为复杂的流水线劳动集中在半边缘社会，研究、发展以及战略计划囿于第一世界的企业大本营，滚滚利润流进这个大本营。晚近的研究承认阶级分工抄了国土线的近路，也强调由于跨国公司对克服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局限的新传播技术的掌控，弹性工作制被它们所享用(McKercher and Mosco，2007; Pellow and Park, 2002; Schiller, 1999a; Sussman and Lent,1998)。
劳动分工以及劳动过程的转变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资本投资和利润赚取中，传播和信息上升到中心位置(Schiller，2007a)。传播和信息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已造成新一轮的争议和知识酵母。以早期研究为基础，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始用文件证明传播机构的整合以及信息传播新秩序在新保守主义所鼓吹的商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议程中的中心角色。
伴随着跨国企业的增长、政府角色日渐扩大以及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奋斗，一个公认的“信息社会”出现了，这刺激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信息社会”这个词最狭窄的含义是，其简单承认了信息和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已最终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相对更多的份额，这是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而言的，后二者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支配了生产。这种发展势头已经吸引了人们的巨大关注，因为许多人论证道：这种发展在传递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的信号，这种社会转型具有如下潜力：扩展政治民主，创造社会平等，加速文化多元化，并且指明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彻底断裂(Flichy，2007；Mosco，2004)。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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