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每10万“渔镇”居民中有213人进过监狱；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上面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还多，达到了957人。“贝尔蒙特镇”在这些领域的一些方面也见证了负面的变化，但变化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例如，即使到了2004年，“贝尔蒙特镇”上正与他们的生身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孩子仍不少于90%。
工作的消失不仅仅是驱动“贝尔蒙特镇”和“渔镇”发生裂变的唯一因素默里还聚焦于其他因素，但我们认为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证据显示，人们生活在大家有工作的社区要比生活在很多人没有工作的社区健康得多即使所有其他因素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支持鼓励工作的政策，尤其是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进步阶段。
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好消息。第一是，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干预性政策，包括鼓励和奖励那些除依靠基本收入保证之外的工作。第二是，创新者和企业人士研发了不仅能够替代人类劳动力，而且还能对人类劳动力进行填补的技术。换句话说，数字化工具不仅仅把工作从经济中解放了出来，它们还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当技术的脚步不断前行时，我们的最佳策略就是把这两个好消息整合在一起，然后努力维持一种劳动者占主体的经济模式。这样做就能解决伏尔泰提出来的三大恶果，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既能维持充裕的经济模式又能保持社会健康的最佳机会。
负所得税：比基本收入更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不支持政府过分的干预政策，但他赞同用他所提出的负所得税来帮助穷人。正像他在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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