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比较认可负所得税的理念。现在，美国联邦税收系统就包括了体现这一理念的收入税减免(The Earned IncomeTaxCredit，缩写为EITC）政策。然而，相对于弗里德曼40年前的提议，收入税减免的规模并不大；在2012年，它为有3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最高发放了不少于6000美元的“报酬回馈”，而为没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的金额不少于500美元。另外，这种政策不能使用在没有收入的人们身上。即使收入税减免的规模不大，其作用却是不小的：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和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Hendren)，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帕特里克·克莱恩(Patrick Kline)和伊曼纽尔·赛斯共同研究的成果显示，收入税减免政策实施得比较好的州，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即一个人在总体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由他上一代的位置所决定，或者说父辈的收入如何影响了下一代的收入）的幅度也比较大。
我们支持通过扩大规模和覆盖面把收入税减免政策转变成完整的负所得税。我们认为收入税减免政策的实施也应该更容易、更直接，但仍有大约20%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没有使用过它，可能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项政策的存在，或者被它的复杂性吓退了。
收入税减免政策确实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补贴—以红利形式对劳动力收入的补贴。它实践了某些最古老的经济信条：对不想要的事物征税，对想要的事物补贴。比如，我们要对香烟和高油耗汽车进行征税，而要对太阳能板的安装进行补贴。当然，这种理念是以征税的方式提高产品的使用成本，这样就可以减少不良行为（比如吸烟和驾驶高油耗汽车）的发生概率。我们同意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汤姆·科汉(TomKochan)的观点，他认为失业是一种“市场失灵”，会带来负面外部效应。反过来说，增加就业所带来的福利减少犯罪率、获得更多投资、更加紧密的社群关系，能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雇主和雇员的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失业带来了负面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该对就业进行奖赏，而不是对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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