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协议和暗室交易不会增加电信系统的安全性，因为安全性是与普通大众的日常需要息息相关的。针对家庭消费者的价格上涨、裁员以及代表着投资者、跨国商业用户和军事机构利益的网络建设，也不会增加系统的安全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管制者不但支持进一步的并购，而且还在自相矛盾地推进那种支持持续竞争的市场准入、新一轮的网络建设、更富竞争性的投资的政策？当破产了的运营商（例如微波通讯公司和环球通讯公司）获准重新进入市场，无债一身轻、准备在价格水平下跌的情况下再次展开竞争的时候，新的运营商和更便宜的服务提供商，特别是网络电话服务提供商，也在跃跃欲试。[87]与此同时，光缆系统经营商和本地交换运营商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也即将展开。[88]这难道没有表明政策出了偏差，出了错误吗？管制者是不是还没有吸取危机的教训，没有认识到无拘无束的网络建设和竞争对行业的崩溃负有责任？为什么还要再次尝试呢？即使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要准许高度的竞争，这难道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还在控制着我们的决策者吗？
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它与竞选捐款、公司为卸任的管制者敞开的岗位大门，以及游说活动的支出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意识形态之外，现实的结构在重新开始的自由化尝试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尽管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得到避免，但电信产业再也不能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了，一个新的系统即将建立。最终，这个系统将从公司资本的目标和优先权出发而建立，因为网络系统和服务仍然并且仍被看做是任何可能会发生的系统性成长的中枢。尽管这种系统发展进程可能会招致新的“伤亡” 但是，大资总体上盈利的增长才具有高于一切的战略价值。
第五章 电信的危机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