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于过去的一代人来说，答案是一致的。自由化主要是作为私人积累策略，而不是作为公共服务的原则而产生。毫不奇怪，随着自由化的推进—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国际上—资本流入了文化产业，文化领域内盈利的企图也急剧膨胀了起来。然后，融合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网络和网络应用的数字化经过一系列变化多端的商业积累策略而扩展开来。由于互为对手的供应商群体之间以及设备供应商与用户之间常常为地盘而战，结果通信系统未能围绕人们期盼已久的共同基础而顺利地重建起来。
膨胀：集中的文化产业
在面对系统发展复杂而强劲过程的同时，美国—世界最大的全国性市场——现有的通信和文化产业的老板们还不得不面对两个战略性的商业问题：受众正在远离常规的广播和电视、新闻和杂志：大众市场，或者说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传媒模式“广播”，正在被侵蚀。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花在收听广播上的时间从1997年的867小时，下降到了2003年的778小时；阅读报纸的时间，则从183小时下降到了173小时；而阅读消费类杂志每年花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上的时间，却从720小时上升到了949小时；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从53小时上升到了75小时；上网的时间，从80小时增加到了169小时。[27]除非老板能够控制住这种局面，并掌握新的媒体，否则，他们作为广告商通往受众的主要通道就会受到阻滞。另一方面，这些老板也认识到，如果还想在市场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如果还想继续生存去，他们就必须就节目资源和通信出口两方面找到新的解决方式。否则的话，如果竞争对手这么做了，就会给他们带来伤害性的竞争压力。所以，甚至在数字化网络大规模兴起之前，通信和文化的集中现象就已经产生，目的是抗拒竞争对手控制交叉服务形式和传播系统的企图。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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