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信息构成了各类系统的兼容性和超然性的一面，而这一点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信息涉及的领域包括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现象。[9]同样，信息的定义也被延伸为“寻找目标的系统的决定力或控制力”[10]，或者如克劳斯·克里彭多尔福最终定义的，信息是一种组织化工作的潜在能力。[11]信息的概念(也许仍然只是在数据控制的情景中有效；当把它运用到社会编码过程中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占位符而已）可以用包容性的但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术语来表示：消息、模型、“关系的交流”(the communication of relationships)。[12]这一概念被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采纳，在这种理论中，信息同样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
丹尼尔·贝尔写到：“我认为信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数据处理；数据的存储、检索和加工变成任何经济和社会交换中的主要资源。这些交换包括：历史记录的数据处理……任务设置的数据处理……数据库。”[13]对于把自已的注意力放在宣扬信息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许多名气稍逊的分析家来说，信息再一次被用来侵占渗透在人类经验中的语义的社会编码过程，而且使这些过程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把信息看做“广义上的数据处理”，那么它应该与文化有着广泛的重合。然而实际上，“信息”却同时涵盖和掩蔽了它所涉及的有人类学“文化”意蕴的内容。“最广泛意义上的数据处理”和模式化的意义领域的文化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难道计算机程序不是文化产品吗？难道文化这种表现形式不拥有可用于组织化工作的信息潜能吗？
随着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理论的发展，文化观念也经历了一次复杂的修正过程。一方面，“文化”的人文主义意蕴与后工业主义的科学旨趣之间在方向上是背离的。另一方面，文化为适应种种塑造人们日常经验的冲突和斗争而作出的重新定位，却也直接造成了更多的难题。[14]在美国，人权运动、反越战斗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现象均表明冲突的因素是深深扎根于文化的。从南半球来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越来越多的反感，也发出了这样的附加信号，即文化不再能够被用来表示明显完美无缺的传统主义。这样的用法与后工业主义关于进步的美好预言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15]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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