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作为一种关键的协调机制，起着协调分散的企业生产和分配链条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它们还构成公司加速跨国化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进入国际纤维光学网络的公司不断增加，对再吸纳特定的领域、重组劳动分工的部门，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性前提。这个生产体系本身也是如此扩张的：不管是外包制造，还是离岸商业和贸易服务，都促进了这个过程。[66]
中国网通接管亚洲环球通信公司这一地区网络，反过来应该被认为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实力，而且表明了中国经济打算参与跨国资本主义结构重组的意图。虽然这样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中国网通还是表现出一定的抱负，它与香港电讯盈科达成协议，有意收购后者的香港电话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一份中途夭折但目的明确的战略计划，就是扩大中国网通在广东省的市场占有率：在这个省份，外资所有的制造厂四处云集。67]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的争论，同样需要在两个层面加以解读：一个涉及特定的行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孰优孰劣的博弈，另一个涉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其正在整合进去的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联系。[68]
正如赵月枝指出的，结构变化的过程是与权力集团所采取的工具性行动同步演进的，这个权力集团是由“改革后的政府资本、跨国公司资本、其成员同时受到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青睐的正在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69]，同时更重要的是，也由外国政府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所组成。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这些行动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意。它们都把中国国内经济和国内社会阶层与国际市场体系的变迁越来越全面地整合在起。[70]只有这个整合过程的范围和条件（但不是过程本身）协商的目标。
从中国这边看，这个结构性转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凸显出来了。第一个是中国确保国内资本优势的多少有违规定的企图，因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巨大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中国的代理商代理；第二个是它有选择性地培养单个国内企业变成高效益的跨国公司。[71]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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