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国家的罪行就变成了市场的过失：好像是马克·扎克伯格而不是奥巴马领导着美国国家安全局；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肯定也乐于撤回他的特工，但是市场将恶行强加给了他。数字化的侦查就这样被权势者高明的道歉所掩盖。
与此相反，将国家视作微粒社会的核心危害至关重要。在与国家权力打交道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传统问题，如今披着最新的技术外衣再次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地区的监视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民众进行窃听和控制的尝试，它从根本上说并不新颖，只是采用了新技术。
国家们在此利用了大型数据公司如谷歌或脸谱网的基础设施，并和这些公司一起成长为数据工业社会中的复杂怪胎。无须深入了解数据公司，你也能看出其与国家机器的巨大差异：谷歌的员工不会在午夜3点去敲嫌疑人的房门，押走他或者未经审判就将其关押。
如今的核心问题在于，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监视的伤害，但政府对此的关注度有限。这种盛行的双重标准也在欧盟于2012年公布的针对数据保护改革和协调的建议中体现出来。建议对于加强数据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同时国家被视作例外。与预防、调查、说明和惩戒犯罪行为稍微沾边的机构，都和“国家安全”工作一样被略过不提。令人惊奇的还有，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以及欧盟委员会不必遵守数据法，而它们却将其加之于所有其他人。此外，建议中的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不受宪法约束，并且可以施行并无合法依据的惩罚。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约翰内斯·马辛分析称，这或许会取代德国数据保护法的建议，“基本法里的基本权利……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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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超负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