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主仆辩证法的解释中，科耶夫还将劳动提升为历史的动因：“人类通过劳动(教育/dieBildung)进行的这种创造性教育创造了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劳动即时间…….”[64]劳动塑造精神，推动历史前进。历史被设想成进步史，劳动是它的独家代理。因此，劳动者跃居为历史的唯一主体。
劳动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科耶夫最初把“后历史”想象成“美式生活”，预示着“全人类的未来的永恒当下”(zukünftige ewige Gegenwart der ganzen Menschheit)“人类退回到动物性”是后现代的突出特征：“人类时间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不妨说对本来意义上的人或对自由的、历史的个体的最终扬弃，仅仅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一切行动’告终。实际上，它意味着战争和流血革命的消失，还有哲学的消失；因为如果人不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就不再有理由改变他赖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可信)原则。然而，其他一切都可以无限期地得到保全：艺术、爱情、游戏等等，总之，一切使人快乐的东西。”[65]
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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