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解释一下这话的意思。
西方知识传统总是倾向于假设，人类的理性能力首先是作为抑制我们低级本能的方式而存在的。这种假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已有端倪，又在经典的灵魂理论被吸纳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后得到了有力强化。按照这种论证思路，不错，我们都有动物性的欲望和激情，就好比我们拥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一样，但这些冲动终究是混乱和反社会的。理性的存在，无论存在于个体还是政治团体，为的就是控制住我们低级的本性，压制、引导和遏制潜在的暴力能量，使之不至于走向混乱和互相毁灭。它是一种道德力量。举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城邦”（polis）这个指代政治共同体和理性秩序之地的词，成了“礼貌”（politeness）和“警察”（police）的词根。因此，这一传统也总有一层暗含的意思：我们的创造力必然与邪恶有染，哪怕只是暧昧不明的关系。
正如我一直在描述的那样，官僚民粹主义的出现呼应了这种理性观的彻底反转。对于这种新的理想标准，大卫·休谟有个最著名的总结：“理性是且只应是激情的奴隶。”<sup>15</sup>在这种观点看来，理性无关道德。它是个纯粹的技术事物——一个工具，一台机器，一种计算如何最有效地达成目标的手段，而那些目标本身是不能以任何理性方式评估的。理性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欲求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们怎样最好地得到它。
在两个版本的理解中，理性不知何故都外在于创造、欲望或激情。不过，在一个版本中，理性的作用是抑制激情；在另一个版本中，理性是为它们助力的。
将这种逻辑发扬光大的或许是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但这一逻辑与官僚制的渊源至少和与市场的渊源一样深。（须记住，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受雇于这样那样的大型官僚组织，现在如此，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认为人们可以在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做出严格区分，这一整套观念是官僚思维定式的产物，因为官僚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做事的手段与被做的事情完全分离的社会制度。<sup>16</sup>凭借这种方式，官僚制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深嵌入了至少绝大部分世界人口的常识之中。
144